欧洲那段猎巫史听起来就让人脊背发凉。从15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初，差不多300年时间里，欧洲各地因为巫术指控抓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。
现代历史研究估算，总共有大约4万到6万人被处决，女性占了75%到80%。有些老说法说死了几十万，但靠谱的学术统计还是这个范围。那些被抓的女性很多是寡妇、接生婆、靠草药看病的。
她们被扣上跟魔鬼勾结的帽子，经历各种检查和折磨，最后不少人死在火刑柱上或者绞刑架下。这不是什么突然爆发的疯狂，而是跟当时的宗教权力、社会动荡和经济变化绑在一起的系统性迫害。
指控她们巫术，既能没收财产，又能发泄社会不满。宗教上，天主教和新教都想巩固控制，巫术被说成对上帝秩序的挑战。女性被特别针对，因为书里反复说她们比男人更容易受魔鬼影响，贪欲强、意志弱。这套说法把性别偏见包装成神学真理。
审判过程里最常见的做法，就是检查所谓魔鬼印记。嫌疑人被抓后，经常会被脱光衣服，全身搜查任何疤痕、痣或者皮肤异常，说那是魔鬼留下的标记。找不到明显的，就用针刺测试。
检查人员拿尖针在皮肤上到处扎，看哪处不流血、不疼，就当成确凿证据。很多女性因此被定罪。逼供阶段用各种酷刑，比如吊起来、拇指夹、脚绑重物。
供词一旦拿到，法庭就快速判决。处决方式在大陆很多地方是火刑，先绑在木柱上，点柴堆烧；英格兰多是绞死。
整个流程从逮捕到处决，往往几天到几个月，监狱里挤满人，审讯一套接一套。克雷默和斯普伦格的书直接提供了这些步骤的理论依据，让迫害有了“合法”外衣。
在这项流程中，一旦有人被冠以“女巫”之名，便如同被投入了一台无路可逃的绞肉机。无论你如何辩白，都无法改变既定的命运，别人的解释早已为你划定了沉浮之界。
许多人误以为，猎巫仅是“愚昧的宗教对女性的迫害”。这听来似乎合理，然而，“猎巫”二字过于简略，未能充分揭露其中更为残酷的真相。它不仅以宗教的名义粉饰暴力，更将利益争夺、政治纷争、气候危机、司法体制的变革，以及人性深处的恐惧与恶意交织其中。
这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一场长达三百年的连续杀戮的呢？
一套理论与一本著作，究竟如何将杀戮行为正当化？
一是对世界新解释的“理论”体系，二是一部广泛流传的“操作指南”。
1487年，两位多米尼加修士，克莱默与施普伦格，共同出版了那部声名狼藉的著作《女巫之槌》。若仅仅将其定义为“宗教书籍”，则是对其内容的极大简化。实则，该书更像是一部粗糙的“理论与实践指南”。
此著作成就了数项至关重要的功绩：
首先，它对该“女巫”一词语义进行了全新的诠释。
过往的“巫术”多被视为民间的小型魔法、咒语，以及给人带来“不寻常之力”的手段，其与信仰何种宗教并无必然联系。《女巫之槌》却强行将其纳入宗教战争的范畴，将所有巫术解读为与魔鬼签订契约、背离上帝的后果，视为异端邪说，对教会权威构成了直接的挑战。
经过调整，女巫的形象已从单纯的“坏人”转变为“神圣秩序的威胁”。因此，对她们的制裁不再被视为个人恩怨，而是上升到了“捍卫上帝荣光”的高度。
其次，它有系统地将矛头对准女性群体。
若世界无女性，巫术的盛行将减少一半以上。
这并非一句关于“歧视女性”的空谈，而是法律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基石。一旦“性别即风险”这一观念被纳入共识与司法解释之中，法官便可以理所当然地将女性归类为“高风险群体”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性别本身便成为了隐含的“证据”。
第三，该系统涵盖了从抓捕、审讯到定罪的完整流程。
如何辨识一位女巫，哪些具体行为可作为“可疑迹象”（例如，夜间单独外出、饲养猫咪、略通草药知识），以及如何推动举报行动。在审讯过程中，如何运用残酷的刑罚、如何迫使供词，以及判决和执行的方式，亦被细致阐述。
这实则向整个欧洲提供了一个附有“模板”的流程化工具：猎巫行为自此不再仅仅是民间情绪的宣泄，而是转变为一套看似“有规可循”的标准文本。
该书此后屡次印刷，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至少发行了二十余版，在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地广为流传。尽管一些教会人士对其持审慎态度，但在众多地方法庭中，它已实际成为法学的教学范本。
叠加一场微妙却极具破坏力的司法制度变革，这部机器便开始顺畅地运转起来。
在欧洲的诸多地区，审判体系长期遵循“控诉制”原则：由原告发起指控，亲自出庭，并承担举证责任。若诬告他人未果，原告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，如缴纳罚金或遭受反坐之罚。此制度至少具有一益：它有效遏制了随意提起诉讼的风气，因其代价高昂。
自中世纪晚期起，尤其是在德意志诸地，采纳“纠问制”的领域日益增多。在此制度下，审判官得以主动出击，无需依赖具体的原告，仅需听闻“风声”或有人匿名举报，法院即可启动立案程序。举报者享有匿名权，更有甚者，还可获得奖金的奖励。
这无疑是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潘多拉魔盒已然被打开。
揭露女巫之举，不仅毫无成本，反而可从中获利。此等手段，人人得以操控，用以报复私怨、觊觎财富、铲除眼中钉。
审判官与教士亦非单纯的“信仰执行者”。在众多地区，每当一处判决“女巫”死刑，死者家族的财产便可能遭受没收或部分征用；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——诸如木柴费、监禁费以及各式各样的手续费——亦能向死者家属索要；审判落幕之后，更会有“庆祝宴会”，其费用亦有人承担。
众多案件的财务记录依旧存档于市政档案之中：诸如某年某月某日，为执行对数名女巫的处决，记录了购买木柴、铁链、酒水所耗费的银币数额，以及支付者身份。细究这些账目，你便会发现，那所谓“宗教肃清”的背后，实际上不过是一场买卖往来的交易。
一旦陷入其中，往往难以寻得生路。
回望今日，一个不容忽视的真相浮现眼前：猎巫审判自其设计伊始，便构筑了一道仅能导向“有罪”结论的机制。无论你行动如何，言语何似，无不陷入错谬的泥潭，每一言一行皆似在为自己定罪。
最为典型的，莫过于那些传统的“验巫”仪式。
针刺术，堪称职业猎巫者们最为倚重的手段。
真正的女巫身上带有“魔鬼印记”，这些部位若被针刺，既不流血，亦无痛感。因此，一些专业的猎巫者制作了特殊的工具——看似是一根长针，实则针头能够缩入手柄之中。将其刺入皮肤，表面上看似已刺入，实则仅是轻轻顶在皮肤表面，既不出血，亦不感到疼痛。
首先，在一位健康人身上以真针扎刺，使其出血并感到疼痛，接着，换用那根“假针”对被告进行“检测”，结果自然是“不出血、不感痛”。于是，现场观众纷纷点头称是：瞧，她果然是女巫。
水验法则更荒诞。
将被告人捆绑手脚，然后将其从船上投入河中。若其浮起，便被视为有罪；若其沉没，则被视为无罪——然而，往往此时已经来不及将其救起，即便能够捞上来，人也多半是奄奄一息。
你将发现，该规则本身便已摒弃了“无罪活人”这一概念。所谓的清白，充其量不过是一张死后才得以补发的证明文件。
即便你侥幸逃脱了这些困境，接下来等待你的将是严酷的刑讯与折磨。
在彼时的诸多地域，巫术案犯常被允许遭受严酷的刑讯，且往往不止一次。拇指夹刑、吊索刑、烙铁烧灼、剥夺睡眠……这些手段并非旨在揭示真相，而是迫使你吐露一个令审判官满意的“供述”：你如何与恶魔订立契约，何地参与女巫的集会，与何人合谋，又曾陷害过哪些无辜之人。
那起发生在1597年的德国案件，堪称典范。
这位年逾古稀的孀居妇女，仅靠打零工勉强度日，却不幸被指控与恶魔同住，并涉嫌造成两百余人丧生，甚至图谋焚毁整个城市。在审讯过程中，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，最终在牢狱中离世。记录者并未直言“她因刑讯而丧命”，而是以一种颇具神学色彩的措辞进行了
瞧，此言一出，可谓一石二鸟，功效显著。
不仅掩饰了刑讯导致的死亡真相，还持续加固了“恶魔就在眼前”的叙述模式，将一具遭受折磨至死的遗体，转变为宗教戏剧中的工具。
西方女权为猎巫受害者平反，打出标语“我们是你们杀不死的女巫的孙女”
了解历史，才看出人类曾经是多么的残酷与荒诞。
然而，虽然人类世界已经发展到今天的文明时代，但并不意味着类似的荒诞就不会再次发生。只不过形式可能大为不同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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